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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的重要路径

2020-01-11 14:26:12  来源: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  作者:王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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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胜: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的重要路径

009020.com_【官方首页】-永利娱乐场  农民合作对于农村地区而言,有着较之城市地区更为重要的意义。在国家的力量无法到达每一个农村的“神经末梢”的情况下,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生产生活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必须依靠农民合作来解决。城市地区由于市场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并且由于职业分化的高度发达,由于收入水平以及随之而来的购买服务的支付水平的提高,已经不再那样强调个体之间的互助,起码不再强调这种互助的制度化方式,只是作为某种补充性的方式出现。但是在农村,农民的合作具有战略上的意义,在原子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种意义就进一步凸现出来了。农民合作需要由制度化的条件,需要有组织员和组织资源的保障,必须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否则农村无法避免进一步衰败的命运。009020.com_【官方首页】-永利娱乐场而强调农民合作与农村合作组织的重要性,事实上是必须在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再造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努力。

一、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困境——农村合作组织的必然性

009020.com_【官方首页】-永利娱乐场  关于中国农民缺乏合作精神的论述不可谓不多,在文化和学理分析方面,梁漱溟先生曾指出,中国农民很散漫,他们必须“从分散往合作里走,以合作团体利用外部技术”。费孝通先生在其名著《乡土中国》中论述“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时开篇便写道:“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佬最大的毛病就是‘私’”。在近些年的学术研究中,最富有影响的论述莫过于曹锦清在河南调查后得出“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结论。按照贺雪峰的说法,“关于农民不善合作的问题,也就是农民原子化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而非新问题”。009020.com_【官方首页】-永利娱乐场不过,无论是在马克思、毛泽东及梁漱溟的话里,农民合作能力差,与曹锦清先生的话还是略有不同。马克思说农民是一袋马铃薯,主要是说农民缺乏反抗专制的组织能力,是相对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工人阶级而言的。梁漱溟说农民散漫,主要是指农民的团体组织不足没有如西方的团体心理,毛泽东主要是在生产层面提出让农民组织起来,并最终以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组织了起来。009020.com_【官方首页】-永利娱乐场曹锦清说“农民善分不善合”,是指农民已经原子化,不能合作起来应对生产生活中的诸多事项。不论论者出于怎样的学术和实践关怀提出这一观点,都证明了“合作”是农村地区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条件。

  当然,学者的分析并不见得能解释所有中国农村的现象。从历史来看,在存在传统组织的地方及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民的合作能力还是不错的,尤其在农村社会治安、简单生产互助和村庄文化生活等层面,这种合作还是比较多的。在东南一些宗族组织发达地区,族田可以占到可耕地的20%,甚至50%,可见农民合作的程度。从现实来看,在一些市场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的农村,传统社会组织(如宗族)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故而农民合作尚未出现大问题。市场经济的受惠者从市场经济中得到经济效益上的好处,有这种经济收益上的好处,就会出现贺雪峰等人所说的“正是高度市场化带来的大量经济资源,复活了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人际关系,从而强化了社区记忆”。

  然而,“农民善分不善合”的意见却不仅正合于河南等地农村当今的实际,而且会越来越合于将来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009020.com_【官方首页】-永利娱乐场市场经济使农民原子化,原子化的农民合作成本高昂,而使合作难以达成,“不善合”遂成事实。当农民“不善合”而又需要有合作时,外生型的合作组织也就并非不能选择。合作是秩序的前提,为了获得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秩序,农民放弃一部分个体的理性,而选择一个次生结构,是值得的。这个次生型结构不能完全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即不能完全建立在社区民主的基础上,而需要有一定的强制性。人民公社制度正是这种强制性的次生结构,当前要重建人民公社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前已经没有重建人民公社所必需的心理的、社会的乃至政治的基础。

  农民“不善合”或农民不能合作,就不能解决农民生产和生活中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农民就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有调查报告表明,江汉平原的旱灾影响可谓这方面的典型。

009020.com_【官方首页】-永利娱乐场  在江汉平原西部边缘地带,水稻是这个地区的主要农作物,而农田水利自然是农民的命根子。在大集体时期,该地区的农民靠自己的双手修建了一系列的水库、人工河、主渠、支渠、毛渠等农田水利设施,从汉江等大江大河引水灌溉,基本上保证了免受旱灾之苦。

009020.com_【官方首页】-永利娱乐场  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该地区对水利建设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大大削弱,甚至于一些现有的水利设施的维护和保养都已经得不到保证,水利设施毁损和新的水利困难接踵而至。在某镇,水利出现了三大问题:其一,堰塘、湖泊、水库严重淤塞,蓄水保水能力严重削弱。镇政府曾于2001年对该镇2001年和1979年的大型水利设施进行了一组对比,前后比较21年间全镇农田总蓄水能力仅为原来的47.6%;其二,由于多年没有进行有效的管护,主渠、支渠、毛渠里、渠堤上刨堤种植,乱挖、乱垦导致的渠道缺陷,淤塞和因年久失修造成的渠道漏子、暗洞多,使渠系过水能力大大下降;其三,设备陈旧老化,有水无法提灌。该镇大多数的泵站设备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购置的,经过二十多年的锈蚀磨损,有的泵管已经锈穿,有的机身已经锈死。在抗旱的季节,在有的村出现了有水有电,但设备无法使用的情况。汉江的水依然如故,人工河也照样可用,但由于中小型水利设施的破坏,大小水利无法完成顺利对接,水已难以灌溉到农田里去,旱灾复又成为该地区农业的主要威胁。

  那么,小水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仍可从旱灾说起。在公共水利设施日益破败的情况下,要解决干旱时节的农田灌溉问题,村民面临着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组织起来对水利设施进行修整,二是各自想办法解决自家的问题。要走第一条路则必须有集体的团结,但在当下的农村,农民的分散性恰恰比较强。在某村七组,大多数村民无力单独打井而到堰塘里挑水喝。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并不是没有公共的水井与水塔,而是村民就抽水的电费等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废弃了水塔,另一些村民则嫌水井妨碍自己晒稻谷,干脆将水井埋了,而其他村民对此行为也没有实质性的舆论压力。没有必要的组织,难以就资源的配置形成有效的集体决策,甚至于在“民主”的名义下,每一户农民都有了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结果是,每一项集体决定都可能因少数甚至个别人的反对而成为“水中之月”。

  旱灾中肥沃的江汉平原,农民到处想办法弄水灌田,你打井我买潜水泵,个个心急如焚,乡镇干部村干部想管,农民们也等着所谓“国家干部”来管,但是问题在于:当干部想组织村民集体从泵站抽水时,总有少数人因为这种那种“特殊情况”不愿意,于是在少数人反对之下,组织抽水的事立即成为泡影。村干部甚至乡镇干部在税费改革之下失去了对村庄所有的治理资源(包括权威),对少数人的异议毫无办法,而村民之间又缺乏内在约束力,无论辈分、资历,一概无效,真正是人人“平等”。于是,当“天灾”来临时,在缺乏起码的国家或者社区权威的情况下,“不合作”的“人祸”加剧了农业的风险。

  不过,也有人对农民的这种分散性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徐勇认为,传统农民有三个基本特点:分散、孤立与封闭。从经营主体看,当下的农民经营规模小,且分散经营,属于分散的小农。但他们正处于社会化的变动之中,分散却不孤立,联系而不封闭。无论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交往方式,农民的行为都已不同程度地“社会化”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犹如大海中一叶孤舟,既不能扬帆远航,也难以规避风险,由此需要更广泛、更紧密、更具有持续性的合作。农民善分不善合本不是“天注定”,一切归结于分合能否带给农民以“好处”。当今,农民要求合作,要求建立合作组织,是因为只有合作,只有合作组织,才能维护和扩展其权益,才能过更好的日子。在利益的驱动下,农民既善分也善合。这种分析,多少有些将农民还原为纯粹“经济人”的味道,难以解释前面的案例中提到的,一些农民在明显的“好处”之前也不合作而导致“两败俱伤”的现象。不过这种观点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它承认农民合作是需要条件的,如果有较合适的条件,农民合作仍是可能的。与此类似的还有党国英的观点,党国英认为,中国农民并不乏合作的能力和智慧,他们亟须的是有利于他们发展合作的大环境尽快改善。关于农民合作的条件,首先当然是潜在的合作收益。只有当合作活动存在着巨大潜在收益时,人们才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合作行为来获得这种潜在的合作收益。这是任何一种合作活动得以发生的前提与基础。如农村农田水利设施的改善往往会带来农作物产量的增加和农民收入的提高,这种可以预见的、因水利设施的改善而带来的产量和收入的增加,也就是人们在合作修缮水利设施中的潜在合作收益。不过,正如有研究者指出,潜在合作收益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合作行为的成功,人们的合作意愿对于合作成功同样必不可缺少。尽管合作意愿或者愿望未必导致成功的合作,但在人们缺乏真实合作意愿的前提下,合作行为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大家注意到,很多情况下村民只要合作,就可以提供类似于乡村道路之类的公共产品,从而大大改善村民生活。但现实却是两码事。这时,一个推动合作的强大力量就成了合作成功的关键因素。这种力量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他们意识到只要能够达成合作将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利益与好处(这种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而这种利益与好处在目前是很难获得的。因此他们有着强烈的愿望和充分的动机去推动合作,甘愿冒风险以获取这种潜在的利益与好处。他们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我们注意到大凡乡村合作较为成功的地方,都离不开这样的个人或群体;而那些缺乏这样一些个人或者群体的乡村,大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具备了以上条件,也就意味着可以进行一些成功的合作。但要确保合作长期进行下去,则需要通过一些制度来协调合作中出现的矛盾。兄弟合伙做生意最后反目成仇的也不少见,亲兄弟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农民呢?那些当初极力推动合作的力量与村民之间矛盾发展的结果大多会导致合作最终无法进行下去。当初红红火火,最后熄火的合作社或者专业协会,原因大多与此有关。由此可见,“通过一些必要的制度安排来协调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合作中的矛盾和问题,则是确保合作长期进行下去的必要保障”。

  在这里,我们仍可以水利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农田水利的家庭化看似解决了水利投资的外部性问题,农户在自己承包的一片土地上修堰塘,打水井,不必担心让别人得了好处而自己吃了亏。但问题是,这么小的水利设施只能在风调雨顺的年份起到对农业用水略作调节的作用,无法真正抵抗旱灾。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于,由于在雨水丰沛的年景依靠每家每户的小堰塘能解决大部分的灌溉问题,原有的一些公共水利设施在平常年景已几乎彻底无人管理,从水库到各村的公共的渠道正在以更快的速度破败,村民在渠道上放牛、种植农作物等。而当大旱的年景到来时,公共水利设施供水的能力变得比以往更差,即使有钱抽水,也很难将水从水库引到村庄来。由此引发的争水纠纷也尤为值得我们深思。

  很显然,农户的分散性以及鼓励农民分散化的制度,只会促进农田水利的家庭化,而无益于增强农民抵抗旱灾的能力。真正要解决农田灌溉问题,还必须依靠农民团结起来,必须通过鼓励农民以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完善农业生产合作机制。一句话,农村公共产品生产的困境已经暗含了农村合作组织的必然性,若没有农村合作组织,农业生产的风险将是巨大的,农民的生活也势必受到影响。伴随着以单个农户家庭为基本核算单位代替以人民公社制度中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社会的确立,农民拥有了土地除所有权和买卖继承权之外的产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发挥,农村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化进程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农村经济社会也出现了一些与当前的市场化改革不相适应的地方,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家际间务农劳动力凸显不平衡现象。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社会流动的规模和水平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断加快,超过两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乡镇企业与沿海城市找到了就业的门路,他们中的相当数量的人都不再将农业作为生存与发展的必须选择,他们的收入基本上都是以工资收入为主,很大程度上与农业脱离了关系。用一种通俗的说法,现在农村是“386199”部队的集合体,农村的劳动力开始向老龄化发展,留守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为数不多,有劳动能力的人在家庭之间分布不均,人地比例失调,使土地的利用效率大大下降。一方面是有丰富劳动力纯农户或者主要收入依然依靠农业产出的农户生产规模不能扩大,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投入的内卷化现象依然严重,农业效益不高;另一方面是缺乏劳动力的农户勉强维持土地经营甚或抛荒,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通过组织制度的创新来解决家际劳动力失衡现象。

  第二,农村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农业商品化率逐步提高。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和过去农业产出率不高等因素的制约,农业生产以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为最根本目标,这就导致传统小农社会农业商品化率极其低下。再加上中国传统继承观念中分家析产因素的影响,“富不过三代”是当时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对此,黄宗智有过深度的分析。在人民公社时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农村自由市场局限在公社的范围内,交易品种也严格受限,农产品交易市场萎缩。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粮食产量稳中有升,种植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发达农区已经出现“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种植结构。即使在中西部地区种植品种结构也有很大变化,农产品的交易市场空前活跃。按照黄宗智的判断,中国农业面临着发展契机,中国人口的(其中城镇人口当然更为突出)食物消费结构发生重要转变,即从以粮食为主的消费型转到粮一肉、鱼并重(相似西方式)的消费型。而种植业内部更有另一个结构性的转变,即从“以粮为纲”到粮一菜、果兼重型。伴随而来的将是农业商品化率地持续上升。因此,农户如何提升应对市场化挑战的能力就必然会引起关注。

  第三,农村公共品供需失衡矛盾突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以巨大的资金投入和超强的动员能力保证了农村公共品的建设投入,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户逐步成为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细胞,成为生产生活的组织载体。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部分农村公共品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使之由行政型单位向事业型单位转变,让这些机构直接面对成百上千的分散农户。农民的原子化状态往往使改制后的这些单位陷入困境,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第四,弱势小农与“成熟市场”脱节。“谷贱伤农”的现象在今天中国的市场上也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现象。原子化的小农在市场中是被边缘化的群体,市场越发达,经济越自由,弱势小农只能是越被动。买方群体的数量规模要远远小于卖方分散小农的数量规模,买卖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谈判地位失衡亦是常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竞争市场在中国的农业市场上难以扎根,这就造成弱势小农与“成熟市场”的必然脱节。2007年冬天,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无公害大米在市场中的困难遭遇很有说服力。但问题是国家要富强,农村要发展,农民要富裕,怎么办?如何在弱势小农与“成熟市场”之间找到一个有效载体,从而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关键。

  第五,农民的增收愿望与增收无望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农业发展面临着空前的困境,农民从农业中获得收入的可能性受到极大的制约,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将长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生活状态。如果农村社区依旧像改革开放前那样封闭,农民也许还能满足这种生活。然而,新时期的农民处于一个社会变迁迅速、流动频率极大的开放性社会中,在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农民心里的相对剥夺感非常强烈,他们不满足眼下的生活,渴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所以,他们有着强烈的增收冲动。但是,原子化的小农难以抵抗自然灾害以及市场带来的挑战,梦想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然而,这还不能阻止他们的追求,尤其是青年农民更加不会甘于长期地忍受现状。这就给当前的农业发展带来了新的诉求,如何通过组织创新与制度创新为农民的梦想寻找到借以实现的路径。

  一方面是农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一方面是难以遏止的农民致富冲动,怎么办?当前理论界给出的最有影响力的可能就是农民合作化。合作起来的农民能够通过组织与制度创新在分散农户之间调节内部的资源分配,加强农户之间的分工与联合,使公共品的外部效应内部化,获取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改变市场中的力量对比,从而实现增收梦想。从这个思路出发,合作是理性小农的一种理所当然的客观必要选择。可是,从实践中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客观必要遭到了理性小农主观选择的阻击。正如上面所述,虽然根据现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现有的农民合作组织达到了140多万,但是真正能够使农民获得理想收益的并不多,由农民自主管理与经营的经济性的组织少之又少。在基层的实践中,绝大部分以农民为主体兴办的合作组织都处于艰难维持的境地,普通社员以及部分合作组织的负责人的积极性也不大。而分析这个难题的出现原因还需要到农民自身的主观观念去挖掘。

二、农民合作——农民主观理性的“非理性”选择

  合作对于农民而言使生产生活中所必需的,不能说农民没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即便是传统中国农村,大量各种形式的合作也在保障着经济社会的维持和运转,因此,合作效果的不理想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农民的思想境界等方面,而要从更复杂的视角出发加以分析。在当前我国农村,影响农民对合作进行选择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运行成本高昂。制度经济学派开创性人物罗纳德·科斯最早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孙亚范在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中将交易费用定义为制度运行的成本,其中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起草和实施合约的成本、界定实施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与改变制度安排的成本等。这些成本几乎在任何农民合作性组织中都同样存在,无论是公益性还是营利性组织,无论是科技协会、治水协会,还是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社中都一样,只要存在制度,制度要运行都客观需要组织承担这些成本。有学者将合作社的成本与收益分为: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显性收益与隐性收益。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以货币来衡量的显性成本超过显性收益,主要合作社负责人还承担着比较重的隐性成本。制度运行的成本相对高昂,这就使许多农民对合作望而却步。

  2.农村精英流失与权威缺失。在人民公社体制时期,国家在农村发起了“破四旧”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家族、宗教等传统势力存在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在一些地方有所恢复,但是却再也难以取得支配性地位。在中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更是如此,传统性权威缺失。同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改变了社会分层的标准,物质财富成为最重要的指标。蕴涵在小农中的致富愿望重新生根、发芽,大量的人口开始向发达地区,向有高额资本回报的领域流动,有能力的农村精英普遍向村外流动,许多经济精英开始出现,并且逐步与村庄脱离了以往那种紧密的联系关系,经济精英大量流失。此外,乡村干部在过去的税费征缴等工作中,激化了与农民之间的冲突,许多地方的村干部在客观上失去了农民对他们的信任。税费改革以后,村干部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在没有集体资产做后盾的地方,在那些很少能够得到灰色收入的地方,农民也丧失了做“村官”的动力,传统社区中的政治权威受到影响。因此,很多地方的农村显现出“缺乏分层与缺乏记忆”的属性,这就造成农村社会精英流失与权威缺失共存的现象,这就使农村社区缺乏具有领导能力和感召能力的精英,也就使农民的原子化状态得以维持,并在经济理性的影响下使合作成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

  3.留守农民自身素质不高及传统因素制约。相对而言,有能力的农民流向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没有能力的农民则更多地留守农村。留守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眼光与视野也比较狭窄,这会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对美好事物的认识。以合作组织为例,他们缺乏合作组织的基本知识,缺乏制度运作的经验,而农村社会也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现成的已经分工好的组织制度,所以即使他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愿意合作,也缺乏合作成功的现实可能性。此外,现在村中从事农业耕作的农民中,相当数量的人都曾经经历过人民公社时期,对农民合作存在片面性的认识,这也构成对农民合作能力建设的一个潜在的制约因素。

  4.理性农民的比较选择公正观。除了这些限制农民合作能力发挥的显性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在因素,这就是农民对于合作功效的价值判断观念。以湖北荆门的治水经验作为分析对象,2004年,当地泵站开始进行转制,新贺、贺集两村以灌区所在村民小组为限,成立泵站管理委员会。凡是愿意按每亩10元交纳泵站日常维护费用的村民小组都可以推选一个村民参加委员会的管理工作。在需要抽水灌溉时,凡是交纳会费的村民小组都可以以成本价用水,凡是没有参加管委会的村民小组如需水则必须按市场价结算。成本价主要是支付水电费,每小时约80元,而市场价至少也要200多元,是抽水电费的3倍多。只算电费,用新贺泵站抽水,就极其低廉,比农户从自家田边的机井抽水所用电费还少。即使如此,农民依然没有就此问题达成合作协议。为了解决需水问题,许多农户不得不投入更大的成本打自家专用的小水井。对于农民的这种选择,贺雪峰认为,在行动中,农民不是根据自己实际能够得到的好处来计算得失,而是根据与周围人的收益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不在乎自身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地从自己的行动中得到额外的好处,农民的这种心理构成了他们特殊的公正观念。吴理财则认为:农民的这种特殊观念以及看似不合理的行为选择,看起来是不符合“经济人”的理性思维逻辑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讥笑农民是愚蠢的,是非理性的。相反,它更多的是农民一种正常的理性反映。在很大程度上,农民就是以承担这种极具反差的“损失”来惩罚其他村民的“搭便车”行为,以此来维护村庄共同体的公正。如果第一次由大家分摊了水费,那么就是在一定意义上鼓励了少数村民的“搭便车”行为,以后就更加难以克服。依此来看,正是农民这种特殊的比较选择公正观使农民的“非理性心理”滋长,在无法克服其他人的搭便车行为时做出来了多方共输的选择,使现实可能的合作化为泡影。 三、农民合作困境的化解之道

  农民合作在当前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具有客观的必要性,但是却遭遇了农民主观层面处于理性算计的“非理性选择”,导致合作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要想化解这种“二元悖论”,必须从促发农民合作行为的社会行动主体中去寻找办法。

  (一)农民合作中行动主体的类型

  组织是由个人组成的,不能对异质化程度不等的个人进行分类,并对他们各自采取的社会行动进行深入剖析,就不能真正正确地认识组织,也就很难对组织的集体行动能力进行把握。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员进行理想类型的分类,从组织的基本行动单位着手,通过对不同类型社员的属性分析,来认识谁才是组织发展的主体性依靠力量。

  最先展开对个人及其社会行动进行系统研究的是被后人称作“典范和榜样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认为: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将国家、社团和封建主义等概念简化为“可理解的行动”,即,无一例外地简化成参与者个人的行动。但是对社会行动理论做出巨大贡献的却要首推帕森斯,他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论述到,行动是由一些构成元素组成的,其中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单位行动”,每一个单位行动都包括:行动者;该行动所指向的“目的”或目标;情境,包括“手段和条件”;“规范取向”具体限制了适合于该情境的备选目的和手段的范围。帕森斯强调,行动始终是由规范来确定方向的。与帕森斯不同,科尔曼以不受规范约束,把追求自我利益作为理论的基本元素。他说:“以人们一致服从规范为理论前提,将导致一种决定论。这种决定论将理论扭曲为仅仅描述在规范指导下进行活动的机器人,这种理论将日常生活中按自己意志行动的众人排除在研究之外。以人们普遍遵从道德准则为理论前提,势必把所有的社会化过程从理论研究中排除”。虽然说帕森斯和科尔曼两个人的社会行动理论,在解释行动者的前提条件上存在区别,但他们都是以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起点,这也说明个人行动在组织发展与社会建构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根据社员在组织运作中行动表现的异同将社员划分为四个理想类型:核心社员、积极社员、普通社员和依附社员。

  核心社员基本上都是在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某一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农民精英或者外出打工的返乡人员,比如种植能手、养殖能手、商业小贩、店铺经销商等;他们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是所在领域的权威性人物;他们的集体意识很强,能够为集体利益承担必要的成本负担,不在乎个人的暂时性的得失;他们对组织的长远发展充满信心,有相当强的市场开拓能力和组织策划能力,面对组织运作中的风险能够迎难而上,敢于承当责任;他们是组织中主要的管理者和项目实施者,是实实在在的内生型骨干力量。

  积极社员大多是组织舞台上的活跃分子,有热情也有一定的能力,能够积极响应组织发出的号召,是组织各种活动的承当者和具体的实践者;有一定的集体意识,在不需要承担物质成本的前提下,能够不计报酬的为组织的发展献计献策,跑前跑后;在有非物质性激励措施存在的情况下,能够分摊组织运作必要的物质成本一定的份额,与组织保持整体一致;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在组织遇到暂时性的困难时能够保持信心维持组织的运作;他们也是组织运转的必备力量,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理事会、监事会的后备人员。

  普通社员是组织中的大多数,能力一般,正常情况下不会主动为组织的发展出谋划策,是组织活动的被动参与者;热情不高,但对组织的重大活动或重大会议还能够参加;理性计算个人得失,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愿意承担必要的组织运转成本,只愿意分享收益;能够认识到组织发展可能带来的长远收益,但不会积极地去为组织争取,依赖心理很强。

  依附社员是组织发展的投机分子,个人能力差异很大,部分也是乡村社会的精英,个人行动能力比较强;他们一般不会积极参加组织的任何活动,但会保留社员身份,在组织效益明显时积极跟进,在组织遇到困难时不见踪影;理性计算个人得失,不愿意为组织发展承担任何成本,是组织中的最不坚定的份子;他们也是组织中不和谐舆论的制造者、传播者,在某些情况下会成为组织稳定发展的危险因素。

  有论者认为,认为农民的认同单位往往会决定他们的行动逻辑,中国农民最基本的认同单位是家庭,但在家庭之外还会有更高层次的一种认同单位。它依靠族规家法、乡规民约等硬规范和伦理、舆论等软规范而内化为一种文化认同,使村庄或者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了一个与家庭相似的“私”的单位。有了这种认同,就可以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笔者认为,认为核心社员和积极社员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超越家庭的认同单位界定为村庄层面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将之内化为一个“私”的单位,能够将组织的发展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这样他们就在无形中构成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力量。

  (二)村庄之外的力量:农民合作的催化因子

  按照理想型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模式,作为民间产生盼自下而上的互助自救组织,合作社十分强调“政治的中立性”,即合作社既不需要政府的帮助,也不接受政府的干涉,并将此作为合作社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进入20世纪以后,合作事业从西方发达国家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农民合作组织逐渐得到普及,合作运动赖以生长的经济环境和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是唯一有效的干预工具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政府作用的主流观点,同时也成为战后西方各国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命令经济体制,将政府视为万能的资源配置机构。这两方面作用的结果是使合作运动日益走向“自上而下”的合作机制,合作社不再完全是自发产生于民间,也不再完全是社员互助自救的经济组织,合作制度开始成为政府振兴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农民合作组织成为政府推行其经济或社会政策的有力工具,合作事业的首要目标是实现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合作事业的发展也逐渐对政府产生了依赖,包括合作立法、合作企业的减免税特权以及合作资金等方面。在此背景下,合作社“政治中立性”原则也不得不放弃。也就是说,政府等外力必然要在农民合作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于引导农民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克服分散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应当看到,现在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还处在起步阶段,各地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因此,需要国家通过各种措施扶持、引导其健康发展。为此,《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也规定,“国家通过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金融、科技、人才的扶持以及产业政策引导等措施,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同时,国家鼓励和支持包括供销社、科协、教学科研机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农业企业等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力量,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政策、技术、信息、市场营销等服务。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既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也有区域和行业不平衡以及运行中的不规范等缺陷,客观上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指导。故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又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有关组织,依照本法规定,依据各自职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

  根据这一规定,政府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与发展中的基本职责是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及有关组织,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指导、扶持和服务,并做好督促和落实工作。需要注意的是,任何部门、任何组织都不得借指导、扶持和服务的名义,强迫农民建立或者加入合作社,或者干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内部事务。

  当前,各地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建设,还有赖于地方相关法规或法律实施细则尽快出台,有赖于政府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各级地方政府要明确符合国际通则和惯例的合作制度和合作原则,了解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过去农业合作社的本质区别,站在让农民在合作中获益的立场上,以农民自愿为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合理发挥政府的引导、扶持作用。其次,政府的责任还在于帮助农户树立正确的合作意识,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等多种方式对农民进行合作经济知识的教育,使广大农民群众了解合作经济的性质、特点和能够带来的切身利益,使农民认识到政府推动发展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再次,各级政府应当在市场准人、财政支持、信贷扶持、税费优惠等方面制定扶植政策,引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规范发展。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供一个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为此,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应起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保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民本位”特点,是其保持长久活力的前提。只有在政府指导和科学管理的前提下,保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自主性,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方可能健康、快速地发展,并达到重新组织农民(从而也是再造农村社会基础),与大市场接轨,实现农村的现代化的目标。

  各地兴起的很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都有一些非村庄永久居住的“外人”的角色力量的介入,这些村庄的“外人”主要是指国内外的做中国农村发展项目的一些NGO、高校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政府体制内的热心人士、第三种力量等。

  从实践经验来看,村庄“外人”的介入是非常必要的,是农民合作的催化剂。在市场的冲击下,中国农民人际关系中“差序格局”的链条已经被层层打破,相当数量的农村都呈现出原子化的状态,农村的基本行动单位都缩化为核心家庭,超越家庭的户族、宗族等原本重要的行动单位都遭到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潜在的骨干社员和积极社员希望为村庄的发展牵头带领村民共同发展成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也不会贸然付诸行动。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赢利空间非常有限,他们也没有将组织发展成功的十足把握。而且一旦发起,他们就必须承担组织发起的成本,如果发展失败个人声誉就会受到影响,这对第一身份仍然是村民的他们也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外界力量的无私介入就会激发他们的热情和信心,能够形成外部带动,内部跟进的发展局面,促使农民合作的行为从理想走向现实。

  NGO是非政府组织的英文缩写。目前,有一些受国内外资金支持的NGO活跃在农村社区发展领域,比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香港乐施会等。我们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例,它成立于2003年,迄今已经在河北定州的翟城村做了多次有关农民合作能力的培训,培训学员上千人,在全国十多个省市催化发展起来了30多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学院提供的主要有合作知识培训、合作意识培养、必要的技术指导、一定的启动扶持资金和一些发展项目的跟进等,就目前实践中的情况来看,受到帮助的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还是比较好的。

  高校知识分子以温铁军、何慧丽为代表。他们没有把自己封闭在学术的圈子里,而是把研究的视角放在了基层的实践中。河南兰考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与发展都离不开他们两个人的身影,正是他们的介入才使当地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一步步走向正规。也是在兰考,以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为首的大学生志愿者在当地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政府体制内的热心人士也有很多,他们中有一些是有热情、有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经验的在职工作人员,也有一些离退休人员。

  第三种力量是罗兴佐等人基于湖北几个村庄的水利合作实践经验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是指从村庄走出来的已经融人城市生活的现代型农民精英,他们虽然已经离乡离土但仍然关注着村庄的发展,并且愿意为村庄的发展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三种力量参与的村庄建设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关注的都是自己的家乡,他们参与的本身就是对农村的一种反哺。在当前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精英都流动到了城市,所以数量和能量都很庞大的他们也是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外界力量。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村庄的“外人”确实能够催化农民合作,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也不例外。虽然他们在焕发农民的合作意识,提供智力支持和资源帮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正如他们自己说的一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最终的依靠力量还是农民自己,他们能起的作用在某一阶段可能是非常重要,甚至是难以替代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外界力量最后还是要撤离的,能够依靠的只能是农民自己。

  (三)组织资源:走出“囚徒困境”的基础

  为什么组织资源是农民合作走出“囚徒困境”的基础?这是因为,合作就涉及分工,分工则意味着其中一部分参与者可以“搭便车”,而组织资源的作用就在于协调关系,克服“搭便车”行为对合作的破坏和瓦解效应。这是在实践中促成农民合作的重要方面。

  分工是产生合作的基本前提,分工有不同领域的分工。但分工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或有效合作的产生,其关键取决于合作收益的分配制度建设。合作不仅要求能够通过合作增加合作者们的总收益;而且能够保证在收益的分配上使所有合作者都能受益。所以,要建立有效的合作,其一,共同体内部应充分认可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二,应充分尊重成员间的相互需求。合作具有历史传承性。马林诺斯基说:“一切组织和一切协调行为都是传统的绵续性的结果,并且在每个文化中,都有其不同的形式”。合作的难度与成员个数成正比。奥尔森指出:“组织成本是集团中个人数量的一个单调递增函数”。诺斯和托马斯也指出:“组织费用多寡往往直接与必须参加协议的人数有关”。

  诚信是保证合作有效性的重要条件。诚信的维持在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自律靠灵魂的自觉,而灵魂的自觉又需要灵魂的恐惧感来维持。他律靠法律制度,社会的法治化是提高诚信度的有效途径。人治的随机性本质上是破坏诚信的,而法治才是诚信建设的根本。合作的路途有血缘、地缘、业缘,其中血缘是合作的天然最短路径。血缘合作是人类最早期和最初级的合作形式。血缘合作可以渗透到地缘合作和业缘合作中。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血缘合作方式也会不断得到改进。但基于地缘和业缘的合作将会更加广泛化。家庭是人类最基本的合作形式,企业等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是合作形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

  农民的合作是解决农民分散的根本手段,所以,合作会改变中国农民的弱势,从而最终会使社会结构向更加均衡化的方向发展。合作建设有两条路径自组织和他组织。自组织是指合作自发生成,由内生的因素决定。他组织是指合作靠外部力量推动,由外生的因素的生成。他组织应成为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一般来说,组织成本越小,合作越倾向于自组织。其中确定性是影响组织成本的重要变量。因为确定性是形成预期稳定的关键,而预期的稳定性又直接影响着合作的有效性。生产和流通相比,生产的确定性要高于流通,所以生产的合作更倾向于自组织,而流通的合作更倾向于他组织。由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决定了中国农民的合作重点只能在流通领域,这也就从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手段只能是他组织。

  一般来说,他组织主体主要有三种类型:政府、社会服务组织、优秀个人。从中国目前发展的现状看,三种他组织主体,只有政府相对具有较大的规模优势,同时,又具有先进的手段,所以,政府应成为农民合作化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同时应辅之以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在将来,随着合作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的他组织主体地位可逐渐让位于社会服务组织和优秀的个人组织者。

  中国农民合作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完成从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转向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合作形式(不再以血缘为主,而是以契约为主)。以血缘为主的传统合作形式对中国的发展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自有其许多独特的优势。但血缘毕竟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市场经济本质上是陌生人的世界,有的只是契约和货币。所以,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对这种以血缘为主的合作形式及传统进行改造。但传统又具有遗传性和惯性,同时,任何传统的改造又不能脱离现实的生产力基础。因此,目前中国农民的合作,一方面应充分利用传统以血缘为主的合作的优势,并努力使之更加完善;另一方面,应积极促进传统合作形式向现代合作形式转变,并且这将是一项长期任务。农民的法治化是推动农民合作建设的必要制度条件。法治化导致规则化和有序化,规则的有序导致合作预期确定化,而预期的确定化又是合作成功的重要保证条件。“人治会导致不稳定性和随机性,其后果只能是使合作走向短期化和家庭化(血缘化)”。因为解决利益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利益分配制度。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当中,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应该成为重要行动之一。具体而言,对于新农村建设而言,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如下方面的促进作用。

  首先,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土地制度是与家庭承包制相联系的农业经营制度的核心问题。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就必须适当合并地块,但这不是单个农户的独立行动可以奏效的,需要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来进行组织和协调。

  其次,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农户商品交易量少,交易主体农户相对分散,所以总体来说,农户交易次数多,而交易成本一般与市场交易次数成正比,较多的交易次数必然意味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因此节约高昂的市场交易费用也促使了合作组织的产生。是故,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试点推行,实行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分散农户经营的规模和效益与现代市场经济有些不相适应,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对农村资源进行整合,能提高其规模和效益。

  再次,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能维护农民自身利益。由于我国农户分散,组织化程度很低,市场竞争力低下,使得农民在与地方政府、公司的博弈中处于弱势。通过农村合作组织可以帮助农民实现提高自身与政府和公司的谈判地位这一愿望。基于以上合作组织的需求诱致性动因,我国各地农村已经涌现出了大量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比如乡村社区合作组织、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队伍等。但它们的生存与发展既受到了外部制度供给缺陷的制约,也存在自身内部制度的缺陷。我们应该深入地分析这些问题,并找出解决的途径。农村现代化需要与城市的对接,由于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使得农民这一弱势群体被动接受城市工业产品特别是不合格的化肥、农药和种子,不仅造成对农民的损害,其农产品流入市场也是对市民的损害。健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一方面通过订合同和信息阅览的方式进行预防,另一方面在农民权益受损时可以维权。

  最后,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建设,同时也是提高农村产业化水平,增加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必须有政府的资金投入,社会资金投入以及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组织管理,但这是外在的条件,内在的动因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团结才有力量,只有在合作起来的基础上,农村的产业化水平才能提升,中国农产品才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相关的国际经验表明,欧美日等地区农产品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合作组织作为凭靠。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再次审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草案)》,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草案)》的落实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

  首先,需要确认农民有建立自己的组织的权利。作为执政党,掌握着公共权力、支配着政府机构,它不可以像革命党那样去破坏社会秩序,而必须整合国家和社会,并推动其发展。而要整合国家和社会,执政党首先必须承认,社会各方面力量、各个阶级阶层都是国家的主人,同时还必须努力赢得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拥护,才可能推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建立和谐协调的关系。农民像其他社会阶层一样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尽管目前还仅仅是专业合作社组织),这是农民应有的权利。毫无疑问,承认农民有举办合作社的权利,意味着农民的基本人权、法律上的财产权利、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等等权利都将得到应有的保障,这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需要依据法律管理农民组织。执政党思维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依法办事。对待农民组织也是这样,不是随意地支配和干预农民组织,也不是今天给予农民什么权利,明天又要取消这些权利,而是用法律界定政府、社会和农民组织的关系,界定政府管理农民组织的方式和尺度,界定农民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国家以法律手段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是要规定和保证农民合作社沿着既符合国家整体利益也符合农民利益的方向发展。二是要使国家的管理行为更加规范有效。作为法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草案)》所规定的政府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行为,应该是为农民所认可的制度化的规则,应该是有公信力和富于效率的。三是保障和维护农民和合作社的权利。

  再次,需要依据法律支持和帮助农民组织。作为执政党,对农民合作社不仅仅要管理和规范,还应当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执政党和政府的共同选择。农业虽然被称为战略产业、公益产业,但农业生产、农产品经营却风险大、比较效益低,属于弱质产业,尤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下的中国农民,更在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迫切需要得到国家在财政、税收和金融、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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